近現代潮商文化的發展
一、家族文化的嬗變
近代潮商出身于潮州家族社會，大多為貧困農人、落魄士子、破產手工業者，他們秉承了潮州家族社會文化傳統。他們移民海外，大多肩負著贍家養親的責任，他們懷著“過番養家”的責任心理遠蹈海外；而家族也鼓勵族人移民拓殖，緩解家族人口壓力與資源短缺，壯大家族勢力。
假若將近代潮人離開鄉土家族與歐洲中世紀商人脫離莊園作一比較，就可看出兩者文化背景的不同。歐洲中世紀商人，大多為長子繼承制所拋棄的貴族子弟，他們沒有財產繼承權，他們帶著憎恨與厭惡的心情遠離莊園，他們的文化之根并不在鄉土莊園之中；恰恰相反，近代潮人往往是在鄉土家族社會中肩負著、或即將肩負家族責任的男子，正是贍養家族、回報撫育之恩的需要迫使他們脫離鄉土家族，他們帶著對鄉土宗族的無限眷戀與牽掛之情飄洋過海，在相當長時期內，他們的文化之根仍然留在鄉土宗族之中。
正是在家族心理文化背景下，潮州人依靠宗黨親友關系大規模移民海外。據陳禮頌1934年對澄海斗門鄉調查，斗門鄉移民大多僅限于泰國一地，鄉人出洋絡繹不絕，后去的人投靠先去的族人，海外的同族關系非常親密。一些在海外立穩腳跟的商人也往往介紹自己的宗黨鄉人前往海外謀生，如陳黌利家族在海外建立基業之后，鼓勵同鄉族人出外謀生，陳黌利家族規定，澄�？h隆都前美鄉的族人過番謀生，可以免費搭乘陳黌利家族的帆船或輪船，到海外可先在陳黌利行鋪落腳，免費吃住，也可以在陳黌利行鋪就業，來去自由。于是，前美鄉陳姓宗族“過番”的人越來越多，幾乎家家戶戶都有人在海外謀生，而且絕大部分曾在陳黌利行鋪中工作過。其他的近代潮州移民也大抵如此。
剛剛移居海外的潮州移民，或以同鄉同族聚居從事工礦與種植勞動，“在大體上還帶著鄉土色彩，他們出外勞動都是和同鄉人相聚于一地，后來的人，就依著先來的同鄉——所以一地方底華僑底結合，非常鞏固”。如潮安鳳廓、龍坑、溜龍、后廓四鄉的郭姓本屬一個共始祖的郭氏鳳廓支宗族，其族人紛紛南來新加坡，他們在1865年就在新加坡成立了鳳廓汾陽公司的宗族組織，開展互助活動，建立了鳳廓汾陽公墓，《鳳廓汾陽公墓碑記》說：“潮安鳳廓汾陽宗人旅星者眾，生斯族斯百有余載，宗賢組織鳳廓汾陽公司，旨在緝熙昭穆，酬神掃墓，行之百年矣”。鳳廓汾陽公司在新加坡存續百余年，戰后會員有200多人，長期開展聯誼、互助與救濟貧困族人活動。
而從事工商業的潮民，也大多依靠鄉族關系立足，早期的潮人商業是建立在同鄉同族關系基礎之上。如高楚香雖然在家鄉因房弱而飽受族霸欺凌，但到泰國后也不得不依靠同宗關系維生，在高元發店中當一名跑街小店員；謝易初剛剛出國謀生時，也是依靠澄海謝氏同宗鄉親的幫助，在泰國菜籽業立足；泰國著名潮商陳振敬，長期擔任報德善堂董事長，其早年只身移民泰國；就是投靠同宗陳黌利家族，取得重要的從商經驗和資金積累。
近代東南亞社會仍然處在社會經濟開發階段，雖然引進了不少西方近代工商管理制度，但仍然缺乏嚴格的管理規范與工商制度，商人缺乏必要的法制化保障，潮商往往利用家族關系保障其資本的安全與經營的順利發展。同時，剛剛崛起的潮商也迫切需要利用家族形式以保證資本的完整與統一，以保證潮商企業的凝聚力。特別是隨著汕一香—暹一叻國際貿易的發展，潮商經營范圍迅速拓展，潮商往往利用家族關系保障這種跨國、跨地區的多種行業經營，于是近代潮商的家族文化得以弘揚。
陳黌利家族可以說是近代潮商家族經營的一個典型。19世紀下半期，陳煥榮在香港創辦了乾泰隆號，在19世紀末又迅速擴大成立泰國及新加坡的聯號，無論是香港乾泰隆號、還是泰國的陳黌利號和新加坡的陳生利號，它們的東主與股東都是同屬一個“紅白兩事，互相扶持”的稱為“五家”家族成員，其商業網絡與親屬網絡是緊緊的聯系在一起。其家族規定女性不能持有公司的股份，而家族持股人對股份有優先購買的權利，保證其家族企業永遠控制在家族成員手中。
從19世紀末開始，陳煥榮的長子陳慈黌以開創曼谷陳黌利行為起點，進一步發展了家族事業，陳慈黌及其后人逐漸牢牢控制整個家族企業，陳黌利家族采用家長方式控制家族資本與家族企業，陳慈黌有4個兒子，在他退休回鄉后，其全部企業交由次子陳立梅掌管；陳立梅有7個兒子，死后由其次子陳守明總管陳黌利家族各企業。從陳慈黌到陳立梅、陳守明，他們均是家族企業的唯一決策人與當事人，對家族資本與家族企業負有完全責任，領導家族成員從事企業運作，以保證家族資本的完整與強大、以及家族企業的競爭力。
隨著汕—香—暹—叻國際貿易的繁榮，陳黌利家族的商號遍及泰國、香港、汕頭、越南、新加坡等地，形成龐大的家族企業聯號經營，于是其家族成員分赴各地，深入各行業，控制各地的家族商號，如在陳守明主持家族企業時代，其四弟陳守河任香港陳黌利行經理，七弟陳守經為越南西貢乾元利行負責人，三弟陳守鎮負責曼谷鶴芳煙草公司。由于中國傳統家族文化具有較強的內聚力，使陳黌利家族在南中國及東南亞各地的商號能夠配合默契，運轉自如，保障陳黌利家族在汕—香—暹—叻國際貿易中順利發展。陳黌利家族企業還大量招收同姓同宗雇員，所有隆都陳姓族人均可到陳黌利家族企業工作，并且容易受到陳黌利家族的重用，以家族文化來凝聚企業。如陳鐘武深受陳黌利家族的賞識，很快被提拔為黌利銀行保險部司理；陳岳武很快被陳黌利家族委以管理公司財務的重任；陳振敬最初也是在陳黌利家族企業中得到重用。
陳黌利家族經營解決了影響潮商經濟早期發展的兩個重要問題，一是企業資金的籌集與控制，陳煥榮最早的創業資本應該就是從家族籌集到的資本，陳黌利家族企業的股份掌控在其家族成員手中，盡管2030年代開始聘用專業人才管理商業活動，但企業掌管財務的職位都是任用家族及宗族人員，牢牢控制了企業的根本，以家族文化保證家族企業的根本不致于分裂。而高楚香家族的元發行之所以在1934年發生倒閉，其中的一個重要原因就是高家聘用在米業享有盛譽的姻親陳春泉、殿臣父子為經理，他們對資金的調用也有發言權，在發生經濟危機時，財東和經理對資金調配產生爭執，從而導致了企業的倒閉。二是保證了企業的汕香暹叻的國際貿易，陳黌利家族通過家族力量的擴展完成了家族的汕香暹叻聯號發展，他們不但將商號由香港擴展到泰國、新加坡、安越以及汕頭，為了減低成本、減少風險，由原來的大米批發經營擴展至運輸、保險以及匯兌錢莊銀行，從而壯大了陳黌利家族企業，使陳黌利家族成為近代最大的潮商家族。
鄭子彬家族也是采取家長制家族管理模式控制家族企業，鄭子彬有子女12人，他臨終前決定家族資本與家族企業采用家長制管理方式，以保證家族資本的統一與家族企業的發展，以長子鄭午樓為家長，統一控制家族資本與家族企業，其兄弟姊妹則統一在各機構安排職位，或在下轄企業中獨當一面，分頭負責，將血緣宗法關系與企業管理融為一體，共謀家族企業發展。
謝易初為了保證正大莊的經營發展，運用家族力量經營管理，聘請族叔謝慶林擔任正大廊主（經理），由胞弟謝少飛主管財務，負責正大莊日常批發業務，自己則與謝慶林、胞弟謝瑞林前往泰國各地推銷菜籽。由于家族人員的齊心協力，使正大莊在短短幾年內成為泰國最大的菜籽商號之一。
現代潮商仍然看重家族的價值，家族仍然是他們經商生活的本位。在現代潮商企業中，父子、兄弟同心協力共同經營的現象比比皆是，如馬寶基兄弟三人協力發展寶光集團，黃子明家族父子三人聯手創立遍及香港、泰國的家族事業。法國陳克威兄弟公司更是兄弟、夫妻、父子、父女同心協力共創的家族企業�，F代潮商、香港家電大王郭漢青兄弟三人多年苦心經營安歷士國際控股公司，使安歷士家電產品多達160余種，為香港家電廠家之冠，成為香港商界普遍看好的一家企業，公司資產總值起初為30萬港元，上市后的市值竟達5億港元，增長1600倍!他們非常看重家族團結對商業成功的意義，郭漢青認為家族成員的團結是其企業成功的關鍵，他說：“潮州鄉土貧瘠，上一輩的潮州人士，大都刻苦耐勞，新一代在思想上都受到很大的影響，可能潮州籍人士家庭成員傳統以來相互依賴，家庭觀念重，兄弟姐妹都十分團結，兄弟鬩墻的不多，倘家庭中有一人具有領導才能，全家人便予以支持”。
正是由于傳統家族文化適應海外移民環境與海外商業環境，家族文化融入近現代海外潮州商人文化的核心。但是，近現代潮商的家族文化，并不同于傳統農業血緣宗法社會的家族文化，也不同于傳統商人的家族文化，其本身正處在不斷變化更新的過程中，它表現為由回歸鄉土宗族意識向追求小家族獨立發展意識的轉變，由家族依附心理向強調個人責任的發展，由迷信的祖先崇拜向俗信化祖先崇拜轉變，具有更多的近現代工商業文明特色。
近現代潮商家族文化變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由回歸鄉土宗族心理向追求小家族獨立發展意識的轉變。傳統家族文化以鄉土宗族為依歸，聚族而居是其理想形式，回歸故土宗族成為官僚、乃至一切功成名就的人的人生最后理想，懷土思鄉也是傳統商人最重要的情緒表現。古代潮州商人亦復如此，他們即使長期脫離宗族浪跡海上與行走于沿海商埠之間，也往往有強烈的懷土思鄉情緒，有強烈的回歸鄉土宗族的內在愿望，雖然他們并不熱衷于投資土地，并不像其它地區商人那樣追求“多置田室，以長子孫”，但他們也以鄉土宗族為人生的最后歸宿，致富之后于家鄉營造豪室巨宅，捐建宗祠，捐贈祭田，扶持鄉族貧困，在宗族生活中度過自己的晚年。
早期的近代潮商，仍然不脫回歸鄉土宗族的情懷。清同治、光緒年間，新加坡的潮安商人沈以成父子“去國懷鄉，悲無可言”，眷念故土家族生活，回到故土家族群體之后，他們“而其要歸本于孝思，黽黽以立廟追遠為訓”。大埔商人饒志明亦是如此，“壯游海外貿易，至四十經營遂順，五十歸，贈嘗修墓，創立書田，復捐貲五十余石為族賓興費”，“族戚靡不沾潤”，從宗族生活中領悟人生的意義。
盡管陳黌利家族的早期人物在海外創立了輝煌的商業事業，但他們仍然將其根深深地埋在故鄉宗族中。陳煥榮將其次子陳慈祥、幼子陳慈云留在家鄉，管理家鄉宗族事務；陳慈黌出巨資支持陳慈云在家鄉辦學興教。1891年，陳慈黌便將其如旭日東升般的事業交其次子陳立梅主持，回歸澄海隆都前美陳氏宗族之中，擔任鄉長和族長，儼然以舊式鄉紳生活于鄉族之中，他建成德學校，辦隆都善堂，開藥房，修橋造路，救危困，排紛解難，也是“族戚莫不沾潤”。如族人陳士開因貧寒不能娶妻，陳慈黌為其支付婚娶費用，后又資助其夫妻倆人過番謀生，幫助他成家立業。
陳慈黌熱衷于一切鄉族事務，樂此不疲。有一次，兩個村子發生械斗，請陳慈黌出面裁決，陳慈黌不顧年逾花甲，親自出面奔走調解。當時雙方各以為自己理長，要求對方請戲班進村演戲賠禮，陳慈黌滿口應承下來，自己暗地里掏錢請戲班子為兩個村子演戲和解，而他自己從不圖回報，完全沉醉于鄉土宗族生活樂趣之中。
陳黌利家族除資助鄉族公益事業外，又拿出巨資在家鄉修建家族豪華住宅，前后費時近十年，建筑面積2萬多平方米，有506間廳房，富麗堂皇，宛如宮殿。首先建成陳慈黌次子陳立梅的“郎中第”，接著建成陳慈黌長子陳立勛的“壽康里”，又建成別墅式書齋“三廬”，又建成陳慈黌幼子陳立桐的“善居室”，四座建筑連成一體，內有亭臺樓閣，院落相套，錯落有致，仿佛迷宮一般，幻想兄弟相鄰的家族生活，“三廬”書齋的對聯云：“三世仁為室，廬居德有鄰”，又云“三省心身無閑物，廬山泉石有余秀”。
陳黌利家族在家鄉重振鄉土家族文化，反映其對鄉土家族生活的向往，而這種價值觀也是陳黌利家族企業經營發展的重要資源。在近代的陳黌利家族企業中，主要是依靠鄉土宗族提供企業的技術和非技術職位的人力資源，陳慈黌在鄉土宗族的行為，“捐資修建宗族祠堂、編修族譜、設立祖嘗，鞏固宗族的凝聚力，興建學校（成德學校）提供宗族和鄰近鄉村子弟新式教育，企劃鄉村、興建新鄉與宗族子弟居住、開設市集、興辦利生紗廠，把利潤用作鄉村福利、以乾泰隆的名義賑濟災荒等”，實際上就是“通過對宗族和社區的建設，不但建立了可資往來的網絡關系，而且建立了他們的地域和宗族精英的位置”。從30年代開始，陳慈利家族在商業上迅速壯大，主宰家族企業的陳慈黌次子陳立梅等人“在鄉間廣購宗族、宗親和鄉鄰的田地”，陳黌利家族“是很多鄉民和宗親的雇主，同時也是他們在鄉間的地主”。他們“興建稱為四馬拖車的巨宅，購地籌建專祀慈黌的家祠等”，而其建設巨宅及家祠的意義，就在于“強調家族的名譽，突現主干家庭的特殊地位”。利用鄉土宗族的文化資源鞏固其家族在企業的主宰地位以及以鄉土宗族關系凝聚企業員工。
如果說近代潮商還殘留著回歸鄉土宗族文化心理，那么近代后期的潮商已經逐漸喪失鄉土宗族情懷，而具有強烈追求小家族獨立發展的意識。商人的生活本來就是脫離鄉土的城市生活或行旅生活，商人又是以業緣關系為主的職業，不可能形成農業手工勞動條件下以血緣互助關系為主的聚族而居大宗族，但商業的最初發展又需要集中一定的財力，共財大家庭(或謂小家族)成員的協力合作對于商業初期發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因而商人往往選擇小家族占有作為最佳的財產占有形式，追求脫離鄉土的工商小家族獨立發展。
明清時期，在專制制度與農業宗法社會大環境下，商業并無多大獨立發展前途，商人的發展前途便是與官僚、地主融為一體，因而盡管有商人小家族的存在，但商人并沒有形成追求商業小家族獨立發展的文化觀念，商人仍然是與鄉土家族緊緊結合在一起。近代東南亞及香港廣闊的工商經濟發展前景、城市的發展及西方文明的傳入，近代潮商資本與潮商群體不斷擴大，潮商追求獨立發展，于是從傳統血緣宗法文化中嬗變出追求獨立發展的工商小家族觀。
所謂工商小家族觀，其核心就是小家族（大家庭）取代鄉土血緣家族地位，強調小家族的整體性，強調大家庭的獨立發展，小家族本位文化取代血緣宗族本位文化。近代后期的潮商已經開始淡化鄉土家族文化，很少有人以鄉土家族為依歸，很少有人參與鄉土家族的敬宗收族活動。如陳黌利家族自陳立梅一代開始，隨著家族在海外的獨立發展，陳黌利家族已經沒有多少人回到鄉土宗族之中，家鄉的豪宅只能成為家族歷史的一種見證。隨著潮商經濟的發展，小家族占有財產已經成為潮商一種普遍財產占有形式，后期的近代潮商已經擺脫鄉土血緣宗族始祖的崇拜，而代之以小家族始祖的崇敬，更強調小家族的統一性及其核心價值地位，以對小家族始祖崇敬為紐帶凝聚小家族力量。
陳黌利家族自陳立梅以后，開始更強調以自己工商小家族力量追求在海外的獨立發展，形成以陳煥榮、陳慈黌認同為基礎的陳黌利工商家族。陳黌利家族以強烈的小家族認同為基礎，建立嚴格的家族制度，如陳黌利家族規定陳黌利家族子孫不得動用家族財產，不準隨便借支公司款項，不準將個人的黌利股份或分得的房地產賣給外人，陳黌利家族的資本與企業由家族主持人統一經營管理，以保證家族的整體利益與統一性。在陳黌利家族中，其家族子孫教育經費由公司統一開支，而且對子孫讀書生活作統一規定，如二戰前在香港讀書的陳黌利家族子孫，一律在香港文咸西街乾泰隆——陳黌利行棧住宿，上學只能乘坐電車或公共汽車，不準任何子弟乘坐小汽車，必須按時在行棧飯廳進餐，不得隨便上酒樓、下飯館，統一嚴格培養家族子孫。家族成員享有平等的晉升機會，“始視其才而試之以事，驗其成，然后再畀之以重任”，如新加坡陳元利有限公司總經理陳映亭是陳慈黌長子陳立勛之孫，他已經不是陳黌利家族兩代主持人——陳立梅與陳守明的直系子孫，但他也能夠憑其能力在家族企業中獨當一面。
特別是1949年以后，現代海外潮商失去了與鄉土血緣家族的聯系，追求在海外的獨立發展，于是小家族觀更是蓬勃而興。如現代泰國潮商鄭午樓家族就是一個典型的商業小家族，在鄭午樓的價值觀中，小家族的統一與秩序居于最核心的地位，他選擇“雁”的圖案作為小家族的徽號，以雁群的團結與秩序為象征，強調小家族團結與秩序的意義。在鄭午樓家族中，注意培養對小家族始祖鄭子彬的崇敬與認同，鄭午樓家族在泰國春府建成占地100萊（1菜=2．4畝）的鄭子彬墓園，內面有鄭子彬陵墓與鄭子彬先生紀念堂——春暉堂，春暉堂里懸掛鄭子彬遺像，設祭壇供后人祭祀，以追念祖功，墓園蓮池松柏交相輝映，巍峨秀麗。鄭午樓還建立“鄭子彬慈善基金會”，在鄭午樓參與捐建的泰國潮州會館又設立“子彬堂”，以紀念小家族的始祖。
現代潮商丘細見也在泰國北欖府挽丕縣建立學彬祖祠，主祭其母丘太夫人，“祠內正廳則定名為金德堂，作為丘太夫人窀穸安息之鄉，祖祠占地十萊，耗資五百余萬銖，祠內有聞人、僑領僑賢題詞柱聯，為一純中國的建筑物，美侖美奐”。現代潮商盧楚高除了在家鄉建立其小家族的茂發公祠，在泰國建立五錦堂，“表達慎終追遠之孝行焉”。其意義也就在于凝聚其工商業的小家族。
在現代香港以及東南亞潮商中，父母、兄弟、子女、夫婦構成企業經營管理的核心，小家族經營管理成為潮商企業文化的基本特色，特別是在戰后潮商經濟多元化與國際化發展中，潮商的父母、兄弟、子女、夫婦合作起著十分重要的作用，現代潮商以小家族的力量迅速擴張。泰國潮商的父母、兄弟、子女、夫婦的小家族經營管理已成為一種普遍的形式。香港潮商也是如此，如羅鷹石家族依靠家族的集體力量，將家族企業發展成為一個龐大的工商業王國。1971年，羅鷹石第四子從澳洲留學回港，成立瑞安公司，開始依托家族的鷹君置地有限公司從事建筑業。1983年，羅鷹石家族企業發生嚴重虧損，面臨著嚴重的資金危機，羅鷹石從美國召回從事醫生職業的三子羅嘉瑞出任鷹君集團董事總經理，羅嘉瑞不負家族重望，干凈利落地處理家族企業的資金危機，又在1989年拍得花園地道商業用地，為家族企業贏來了新的發展機會。19871988年，羅鷹石家族又以重金入主孫福記，由羅鷹石幼子羅啟瑞掌舵，向新加坡建筑業進軍。羅鷹石的兒子分別主持家族的不同企業或部門，長子羅孔瑞主管鷹君集團發展國內地產業務，第二子羅旭瑞主持世紀城市集團，第三子羅嘉瑞為鷹君集團總經理，第四子羅康瑞掌握瑞安集團，幼子羅啟瑞為鷹君集團副總經理兼孫福記集團總經理。父子兄弟同心協力，家族各個企業齊頭并進，取得了快速發展，19991年鷹君集團市值35億港元，名列香港第19大財團；1995年，羅鷹石家族控制的公司總值為74億港元，排名第五，其中羅旭瑞的世紀城市集團總值已超過鷹君集團，羅康瑞更是香港社會的頭面人物，其個人財產約有2030億港元。
應該說，由鄉土宗族觀向工商小家族觀的嬗變是中國傳統家族文化的一種內在轉變，它并沒有導致家族文化的湮滅，而是傳統家族文化在新的社會經濟條件下、在新的社會環境中的一種新生，它仍然是一種以家族為本位的文化。事實上，重視大家庭整體生活也是傳統家族文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札記·大傳》將五服圖中的五代親視為最大的家庭族群范圍，“上治祖稱，尊尊也；下治子孫，親親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別之以禮義，人道盡矣”。只不過是宋元以后小農聚族而居的農耕生活突破了五代親限制，形成鄉土血緣大宗族。而近代工商生活又重新凸現小家族的作用，重建以小家族為核心的家族文化，使中國家族文化以新的形式生存于近代工商社會。
近現代潮商家族文化心理是一種以小家族為本位的文化，但又并非封閉于小家族之中，而是消除了鄉土家族文化的封閉性，趨于更開放的家族文化，他們開始以更廣泛的同姓文化聯結宗親關系，形成了更為開放的群體文化。
近現代潮商家族文化嬗變的另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在保留家族本位文化基礎上，強調己身對家族的責任，強調個人的獨立發展能力。傳統的家族文化強調個人對家族的服從與依賴，個人缺乏自主性，人格上往往出現嚴重的依賴性。近代潮州人移民只身拓殖于海外，將家族本位意識內化為個人對家族的責任意識，冒險犯難，刻苦耐勞，以供應家庭與親族的衣食。而從移民拓殖中崛起的近代潮商往往更具有強大的家族責任心理內驅力，獨立奮戰于海外商場。當年大量潮州僑款的匯入，正是海外潮州移民與潮州商人贍養家族的血汗錢，他們獨立在海外出生人死，辛勤勞作，以其微薄所得奉獻家庭，反映海外潮州移民與潮州商人的家族責任心理內驅力之強勁。正如陳頌禮先生所說：
“他們到了外洋之后，大部分人都是從苦工做起，念過點書又懂得算盤的，或者可以當上商店的掌柜。他們于是埋頭苦干，胼手胝足，撙衣節食，積蓄到相當款項之后，逢月初或時節，他們就會按期預早把洋錢寄養家，出外謀生的人差不多都是為著要養家才去的，故此殊不宜把他們來跟那些因厭惡農村生活，而跑入都市者的心理相比。這些人對村中經濟周轉方面最具莫大貢獻”。
正是近代海外潮商具有強大的家族責任心理內驅力，才使他們有更執著頑強的奮斗精神，不斷追求成功。如泰國著名潮商謝慧如，14歲獨自赴泰國謀生。臨上輪船離別之際，他父親老淚橫流，將家里僅存的一塊銀元交給他作旅途費用，叮囑他在海外刻苦自勵，自愛自強，不要忘記家鄉父老，不要忘記賺錢養家。謝慧如始終牢記父親的教誨，雖然在海外歷經磨難，但他以對家族的責任自勵，勤勉過人，毫不放縱自己，先后在泰國東北部坤敬、萬沛、挽賁等地輾轉打工或當店員，銖積寸累，積資獨立從商，終于成為泰國華人社會的一代巨商。
在近代工商社會中，商場瞬間萬變，工商業日益專業化，傳統的家族依附心理無法適應近代工商業發展，必須有獨立自主的個性與專門的知識技能才能適應工商業競爭。近代潮商由對家族的責任心理升華為獨立自主個性能力的張揚，他們不墨守成規，獨立進取，往往能夠在商業競爭中獨具慧眼，別開一片新天地。近代潮商成功的一個很重要因素，就是他們在強調家族本位文化的同時，更注重強調個人對家族的責任，強調家族子弟個人獨立自主個性與能力的培養，培養出一代又一代適應工商業競爭的人才，使潮商家族力量不斷發揚光大，潮商經濟不斷發展壯大。如陳黌利家族注意培養家族子弟的獨立自主個性與能力，安排子弟獨立從基層業務做起，不讓子弟坐享其成，依附他人。陳立梅十余歲即進入商界歷練，至23歲才開始接管家族企業；陳守明也是經過十余年工商界鍛煉才掛上帥印。陳黌利家族還規定，學成歸來的子弟先到其他公司任職鍛煉，取得各種工作經驗，養成獨立自主的個性與能力，然后再回陳黌利家族企業工作，這樣才能使家族成員各自獨當一面，獨立負責家族企業的經營管理。
鄭子彬對鄭午樓的培養也是如此。鄭午樓從少年學商開始，鄭子彬要求他從普通伙計做起，每天煮茶、掃地、打雜，獨立磨煉；他年輕時又獨立出任報德善堂董事長，培養獨立的社會活動能力。但是，這種個人獨立自主的個性能力追求又不同于西方個人主義的個性自由追求，它仍然以家族認同為基礎，強調個人對家族的責任，強調個人對家族的奉獻，從而建立起以家族責任心為紐帶的新型個人與家族關系。在家族企業中，家族成員處在既是企業所有者、獨當一面的負責人，又是打工仔的地位，要求以家族利益為重，要求對家族企業的絕對忠誠與無私奉獻，全身心地投入家族企業營運活動之中，充分發揮個人的主觀能動性，從而有力地促進家族企業發展。
近代潮商家族文化既強調個人責任，也強調個人的權利，從而使家族文化能夠適應近現企業經營的發展。如中國傳統家族的財產制度是采取諸子均分、諸子共享的制度，它可以使企業的擁有權和管理權無限細分，這就給企業經營與發展帶來很大的危機，陳黌利家族通過定期的清盤方式，按照新的股本關系進行不斷重組，保存了有實力的個人及家庭獲得較大的擁有權和管理權，正是在這種不斷重組中，陳慈黌及其后人最終取得了控制整個家族企業的地位。進入20世紀后，陳煥榮長子陳慈黌的陳黌利家族發展最勁，1912年，陳黌利家族的陳立梅在曼谷、汕頭、新加坡、檳城、西貢和香港設立了黌利批局的分號，擴展成為一個獨立而互動的網絡。1919年，陳黌利家族公司又成為挪威BK輪船公司的代理商，擁有十多艘輪船，陳立梅還擁有7間曼谷火礱，成為暹羅火礱業公會主席，于是陳立梅憑借其雄厚的實力，進一步擴大其在由陳煥榮及其兄弟子孫控制的新加坡陳元利行和香港乾泰隆行股份，掌握了陳元利和乾泰隆的相當一部分控制權。1933年的經濟不景氣導致了香港許多商行的倒閉，香港乾泰隆行也因此清盤重組，乾泰隆的控制權進一步轉移到以陳立梅為中心的陳黌利家族手中。與此同時，陳慈黌家族子孫強化了他們對新加坡陳元利業權的控制，1949年，在陳元利公司的五位董事中，有四位是陳慈黌的孫子，其中三位是陳立梅的兒子。而陳黌利家族對企業實行家長式管理，保證了家族企業的統一性與凝聚力，有力地促進了家族企業的發展。
二戰以后，隨著現代經濟的發展與現代企業制度的采用，現代潮商家族又不斷走向商業化，其重點也就是突出家族每個人的責任與權利。西方有人比較戰后日本與海外華人工商業家族發展趨勢，認為日本家族企業走的是商業家族化道路，而海外華人家族企業走的是家族商業化道路。如世界首富的日本堤義明家族就是以家庭制度管理企業，其所擁有的西武集團“今天發展成為巨型企業，仍然是堤義明一個人當家，他是唯一直正有實質權限的經營人，西武集團始終沒有脫離家的結構”，堤義明甚至要求下屬企業主管對員工負起家長責任，建立家庭式關系，他說：“我的西武集團，對內是一個大家庭，董事、主管及每一位職員，都是受薪者，我這個做總裁的人，就是最高權力的受薪者，大家沒有把我看成是個老板，這使我跟職員之間沒有階級區別的對立關系。經營者和職員之間，憑這些親密關系，可以把許多難題克服掉”。他所設計的種種管理制度，就是將企業變成一個由家長統治的大家庭。現代潮商家族卻是將現代西方商業制度引進家族關系之中，現代潮商家族通過股份制、董事會制度、總經理聘任制度等等，潮商家族企業通過制度改造而走向現化代。最典型的就是陳黌利家族，二戰以后，黌利家族企業組成家族股份公司，黌利家族的成員在黌利銀行、黌利股份公司、黌利保險有限公司均擁有一定股份，家族關系表現為聯合控股商業伙伴關系，家族成員通過股東大會、董事會控制家族企業，雖然陳黌利家族還有德高望重的精神領袖，但他對家族企業已經不具有家長權威，企業一般經營管理問題由聘任的總經理（往往也是家族成員）解決，重大問題則必須通過家族控制的股東大會、董事會解決。
現代潮商家族引進股份制等現代經濟制度進入家族內部，使家族每一個成員能夠分享家族企業利益，關心家族企業發展，從而保證家族的和諧與凝聚力，避免家族內部張力破壞家族企業發展，香港家電大王郭漢青在談到他的家族企業成功秘訣時說：“我們其實是集體領導，而非由我一人指揮，我們雖然三人的工作責任有劃分，但卻是同工同酬，而且分配相同的股權。遇有爭議時，我們便通過投票方式解決�！彼坪蹩梢韵嘈�，家族關系商業化更能適應現代工商業發展要求，它通過家族控股保留商業文化中的家族本位原則，但它比傳統家長式管理家族企業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它能夠更廣泛地吸取先進的西方管理制度，吸引更多的管理人才與技術人才，從而使企業有更大的可持續發展能力。
在近現代潮商家族文化中，祖先崇拜也由迷信向俗信化發展。對祖先的崇拜與認同，是凝聚家族的重要手段，為家族文化的重要內容。在潮州傳統農業血緣宗法社會里，祖先崇拜與鬼神文化相混合，祖先成為主宰后人命運的鬼神力量，祖先崇拜伴隨著對保護祖先體魄的風水迷信。即使在近代潮州社會，人們仍然迷信祖先墳地風水，所謂“沒風水，出人如鬼；有風水，白日升天”，相信祖先墳地風水決定后人吉兇禍福。近代早期潮商不乏祖先墳地風水迷信者。香港潮州八邑商會早期領導人陳殿臣、鄭仲評為尋覓潮州義山墳場，曾爬山越嶺，先后踏看九龍舊痘局街、新界沙田、香港仔、深水埗高山地等多處風水，最后選中雞籠環以為潮州義山墳場，潮州義山總墓旁還高樹著“郁郁佳城安吉宅”的對聯以夸耀風水之勝。
但是，在近代文明觀念及當地社會文化影響下，近代潮商的祖先崇拜文化畢竟開始向俗信化方向發展。在近現代潮商的文化觀念中，祖先已經由神降格為人，不再具有主宰后人命運的鬼神力量，祖先崇拜文化已經喪失迷信色彩，僅僅表現為一種慎終追遠的孝思文化，祖先崇拜文化僅僅以道德意義上祖先認同來疑聚家族。不過，近現代潮商仍然盛行俗信化的祖先崇拜，以祖先崇拜的追根報本、崇德報功文化為凝聚家族乃至同鄉社會團體的重要手段，祭祖掃墓十分昌盛。在上海潮州山莊，周昭京先生回憶說：“小時我住在上海，清明節日，霄到潮州山莊去掃墓。同去的都是我們家族里的人”。在新加坡潮安風廓汾陽公墓，“每年春祭時，男女數百，為況殊盛”。在香港、曼谷的潮州義山，每年清明節舉行隆重的祭祖掃墓活動。在汕頭的商人社會，“清明節，俗有踏青之舉石及崎碌義塚祭掃哭墓，市民爭相往現”。這種祭祖掃墓已經失去神化祖先或乞福懼禍的迷信色彩，表現為一種慎終追遠的道德情懷，起著維系群體團結的文化功能作用，所謂“奉祀其先人，俾祭祀蒸嘗，桃承傳統，崇德報功，慎終追遠，維系族人，永恒無窮”。新加坡《風廓汾陽公墓碑記》說得更清楚：“潮安鳳廓汾陽宗人旅星者眾生斯族斯，百有余載，宗賢組織鳳廓汾陽公司，旨在緝熙昭穆，酬神掃墓，行之百年矣。凡我汾陽子孫，歲時祭掃，追遠慎終，則孝思不匱，永錫爾類，其在斯乎，記之以垂厭后”。
近代潮商家族文化心理嬗變又表現為鄉土家族血緣封閉心理走向有差等的社會開放心理，形成新的家族—社會團體觀。在傳統農業血緣宗族社會，人們生產與生活囿于一地，養成家族血緣封閉心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其家族血緣封閉心理發展的惡果，就是不休不止的宗族械斗。明清潮州社會以宗族械斗聞名，宗族“械斗成風，動輒搶擄仇殺”，鄉土家族血緣封閉心理使各宗族之間“偶有口角微嫌，輒操戈相向”。近代潮商的商業活動是一種面向世界的開放性商業生活，傳統的鄉土家族血緣封閉心理必然不能適應商業生活，如傳統家族文化中的“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排斥性可以使家族企業成為一個封閉的家族圈，阻止了有專業才能的人進入，從而影響企業的發展，因而必然會走向社會開放心理。近代潮商企業的用人已經逐步走向開放，如陳黌利家族企業從2030年代開始就開始聘用異姓潮州人的專業經理。如新加坡陳元利號的兩個最重要部門，即米業和船務部的經理都是聘用非陳姓宗親，他們當時被當地譽為行內非常專業的人才，他們以其專業的知識取得很高的薪資，他們受聘管理企業的商業活動。二戰后，陳黌利又進一步放棄了家族對經理和財務人員職位的控制，走向更為開放的人力資源管理制度，而家族成員只是憑借其股份進入董事會，形成對企業的控制。
近現代潮商在傳統的家族文化影響下，以親親觀念為基礎，形成有差等的社會開放觀念，建立更適應工商業競爭的較大社會團體，以團體的力量保護潮商利益與參與工商業競爭。潮州商人的同鄉組織與宗親組織正是潮商家族血緣封閉心理走向社會開放心理的產物。海外潮商宗親組織，其內部并沒有明確的血緣譜系關系，而是以遙遠的歷史名人、甚至神祇為崇拜對象，以同姓為范圍結成宗親會組織，以達到友愛互助之目的。如林姓以天后為崇拜對象結成宗親團體，楊姓以漢太尉楊震為始祖結成宗親組織，其結合采取自愿參加、自由退出，具有開放性現代組織特點，其組織結構與功能也類似于會館，設有會長、總務、財政、交際、福利、仲裁、慈善、教育等職位，主要功能在于溝通商情、凝結商力以及慈善公益作用。同鄉組織也可以說是一種擬家族組織，其組織功能大多模仿宗族組織，祭祖文化也在同鄉組織中發揮著凝聚同鄉商人的作用。如香港潮州商會的主要組織活動就是祭祖活動，每年清明前后都要按照潮州風俗，組織潮商集體前往各處潮州義山公祭香港潮人祖先，公祭儀式仿照潮州鄉村宗族清明祭祖儀節，祭掃完畢后，大家不分地位之高低、財富之豐寡；隨意共坐野餐，交流情感，共敘鄉誼，以凝結同鄉團體。泰國潮州會館每年清明也要舉行隆重的公祭先僑儀式，其儀節雖然比起潮州鄉村宗族祭祖儀式有所改進，但同樣充滿慎終追遠的文化情懷，起著敦鄉誼、固團體的重要作用。所不同的是，同鄉組織所祭祀的祖先并不是一家一姓的祖先，而是對潮州移民祖先的公祭。
近代潮商家族文化的不斷嬗變與不斷更新，賦予傳統家族文北以新的活力，不僅為潮商提供了一種有效的資產占有形式與經營管理方式，而且為潮商的發展壯大提供了有力的文化心理支撐，也為潮商尋求團體協作提供心理文化基礎，出現強大的潮商團體與發達的潮商信用協作關系。似乎可以這樣說，近代潮商的成功也是其商人文化的成功，這種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又應歸之于其商人文化內核——家族文化合理與適時的嬗變。
考察近現代潮商家族文化的嬗變與發展，似乎可以發現，處在不同社會政治、經濟與文化環境中的近代潮商，其家族文化嬗變與發展的程度并不一樣。近現代代海外潮商家族文化嬗變與發展最為突出，海外潮商的小家族觀念更加鮮明，更強調個人對家族的責任及個人獨立自主能力，祖先崇拜的俗信化程度更高，這應與海外東南亞社會環境密切有關。東南亞社會具有多元文化特點，海外潮商易受其他文化的影響；海外潮商依靠個人奮斗起家，因而他們非常強調個人的獨立自主能力，倡導一種個人對家族責任感，強調個人奮斗的文化觀念；后來更是割斷了海外潮商的鄉土宗族之根，他們在小家族為核心的發展中，又廣泛聯絡同鄉與同宗關系，形成了蔚為壯觀的泛家族文化的同鄉組織與宗親組織。而東南亞又有比較持久與寬松的工商業發展環境，潮商工商家族獲得持續獨立發展，能夠維持長盛不衰局面，并且在經濟生活中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其工商業的家族文化能夠得到發展與壯大，成為海外中華文化延綿的一大根本。
相形之下，本土社會畢竟有著數千年的鄉土血緣家族文化傳統，盡管近代潮汕地區商業化程度較高，但它仍然為傳統鄉土宗族文化所包圍，工商家族很難擺脫同宗同姓關系的束縛，風水迷信等仍然彌漫在整個潮仙社會，因而本土潮商的家族文化嬗變則相對滯后。同時，由于缺乏良好的工商業發展環境，本土潮商經濟發展時斷時續，一波三折，工商家族旋起旋滅，缺乏強大的工商家族。盡管近代本土潮商正在發生家族文化的嬗變，但因缺乏強大持久社會力量的推動，本土潮商家族文化嬗變表現出乏力與變化不顯著的特點，其嬗變與發展也因為1949年革命而中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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