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字經濟已經成為后疫情時代的經濟引擎。2020年，中國數字貿易占到國內服務貿易總額的25.6%，為歷史最高水平。這一年也標志著對外貿易的轉折點——跨境電商逐步成為主流。許多一直為外國品牌代工的傳統型出口企業，已逐步轉做設計加代工，甚至創建自有品牌并在海外平臺直接開店。許多原先不為人知的中國企業由此強勢崛起，包括總部位于南京、供應鏈位于廣州的在線零售商Shein。
跨境電商的興起，為中國廠商帶來了利潤、更大的海外市場份額，但也帶來了更高的法律成本，尤其是在知識產權保護、數據隱私和跨國稅法差異等方面。生產者之間的競爭加劇。因為傳統貿易通常依賴少數外國買家的大訂單，但跨境電商業務極為靈活，可以在不同平臺上開設數家網店，每個產品的出貨量可能都很小，但是翻新極快。這對研發和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當然，海外平臺本身也是新的挑戰——幾乎每個平臺(如亞馬遜、全球速賣通和Lazada)都有自己獨特的要求，有時候關于存貨、物流等要求會給小商家帶來預料不到的額外成本。
數字基建
在過去十年，數字經濟已經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零售市場、支付系統和物流體系。這種突飛猛進的增長一方面是受居民財富積累的推動，另一個原因是經濟學中所謂的陳年資本假說(Vintage capital hypothesis)：發達國家早已擁有成熟的信用卡支付等金融系統，對于轉向數字經濟的積極性不高。而中國并沒有類似既定系統的束縛，消費者和企業很快接受了數字化帶來的便利。
下一步數字經濟的突破將依靠數字基建的升級，5G是其中的關鍵技術。得益于華為和中興等注重研發的企業，中國在5G專利和部署方面居世界領先水平。根據工信部的數據，截至去年底，中國已經建設了近100萬個5G基站，占世界總量的70%以上，其中大部分是國企牽頭建設的。政府估計到2030年，5G相關基礎設施的投資將超過4000億美元。
5G技術在中國的應用已經進入更廣泛的產業鏈，這將對服務業產生深遠影響。利用高帶寬和低延遲的特性，5G網絡將延伸至以前無法到達的地方，如地下煤礦、海上鉆井平臺和港口。中國最大的煤炭生產基地山西已開始在地下開采中嘗試部署5G，以創建更安全、高效、低碳的礦井。5G擴展了機器學習和數據分析的范圍，有助于實現更大范圍內的自動化。
隨著自動化水平的提高，數字經濟也意味著勞動力的轉移。更多人將從收銀和送貨等重復性任務中解放出來，更多人將專注于創新和人文關懷的服務中。即使在同一個行業內，勞動力也會更加多樣化。例如，采礦和金屬加工傳統上是男性占主導的行業，因為它們通常涉及搬運大型機械，或者需要前往偏遠地區出差。如果這些機器可以被無人駕駛或遠程操作的設備所取代，該行業可以顯著擴大可用的工人隊伍。不方便旅行的人，比如殘疾人，或者需要在家照顧小孩的父母，可以遠程操作機器。盡管數字化轉型將導致部分勞動力的轉移甚至短期失業，但總的來說，在自動化的大背景下，工作機會對于所有人都相對更公平了。近年來，一線工人短缺影響了制造業生產，因此企業有很大動力進行自動化升級并多樣化勞動力來源。
數字化轉型
數字經濟的快速發展給監管帶來挑戰，尤其是在規范企業應該如何使用公民數據上。數據是未來的大宗商品，地位堪比當今世界的石油。但在大多數國家，對于石油貿易都有明確的規則，但關于如何使用數據的監管卻是滯后的。中國幾項重大法律已在近期出臺，包括《數據安全法》和《個人信息保護法》。這兩部法律將在數據市場中引入法治，為未來幾十年的數字經濟發展奠定基礎。
在中國轉向高質量增長的過程中，科技進步和數字化轉型至關重要。中國科技產業的重組，才剛剛開始。更多的資本，將轉向需要深度技術和綠色發展的領域。這不僅僅是商業效率問題，還會對中國生產率產生長期影響。政府希望實現共同富裕，而實現這個目標需要針對低收入群體的收入再分配，也需要給中小企業額外的幫助。中央在政策上已經有所傾斜，近期北京證券交易所的成立，表明資本市場將致力于幫助中小科技企業融資。政府和大公司將設立更多基金，通過第三次收入分配幫助小企業和個人得到金融支持。
數字貨幣將在數字化轉型過程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中國央行數字貨幣有助于促進社會公平，因為央行可以直接針對需要的個人和企業提供貸款服務或者補貼。鑒于中國是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最大貿易伙伴，央行數字貨幣將有望成為未來貿易結算的重要手段，降低跨境交易成本，尤其是與小國間的貿易成本。中國的數字化轉型已經重塑了國內經濟，但其數字經濟的全球化才剛剛起步。
(作者王丹為恒生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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