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經濟變革已經超越經濟本身，當經濟發展方式轉變成為迫切需要，高等教育系統及系統中的高等教育機構是被動迎接挑戰，還是主動擔當使命？強化高校社會服務職能是在高等教育從精英到大眾化、普及化的跨越過程中的共同特征，盡管全球高教體系架構和發展水平不盡相同，但是發達地區發展高等教育經驗，尤其是美國高校發生型的創業精神，對我國各地高教系統創新和高校自身變革都很有借鑒意義。
一、城市轉型發展需要高等教育進行系統創新
溫州困境的高教歸因。曾經，“溫州模式”以其體制機制先發優勢使溫州民營經濟獲得迅速發展。但近十年來，溫州民間財富增長未能改變低小散產業布局，中小民營企業技術創新能力培育難，經濟社會發展增速放緩。溫州困境表面上是環境建設缺乏吸引力導致資金、人才外流，其深層次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改革開放以來溫州高等教育的規模、結構、布局與溫州經濟社會發展不相適應。僅以規模比較來看，溫州常住人口914萬，居全浙江省首位，但普通高校僅有6所，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約65.03萬人，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和勞動力受高等教育水平均低于全浙江省平均值。
正視高教服務城市轉型作用，提升高教“適切性”。知識經濟全球化的時代背景下，資本的正向流動可以促使人才、技術、產業在某一區域形成集聚，快速實現經濟增長。但是，沒有適當的高等教育與研究機構，任何一個區域都無法保證其內源的和可持續的真正發展。我國雖然已經實現高等教育大眾化，但社會發展對高等教育的需求依然迫切。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高等教育整個體制以及每一所高等教育機構對社會所起的作用以及社會對高等教育的期望歸納為高等教育的“適切性”。“如果希望大學或其他高等教育機構對社會的變革和發展作出顯著的貢獻，則國家和整個社會不應將高等教育看做是國家預算的負擔，而是加強經濟競爭力、促進文化發展和增強社會凝聚力的一項長期投資。”
確立高教戰略性服務產業意識，提高社會公共資源的使用效益。高等教育是公共事業，同時也是能夠創造經濟價值和社會財富的現代服務產業。高等教育公共服務特性決定高教系統創新需要由地方政府主導，政府的必要資源投入是高等教育服務產業杠桿作用形成的基礎，高教所有受益者的共同參與將有助于推進高教對外合作交流，提高資源使用效益，擴大高教社會價值的創造力。高等教育的產業屬性，使高校不僅是知識傳播與創造的場所，而且成為社會公共服務機構，集聚高層次人才推動科技創新以提升要素生產效益，帶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創造新的市場需求，改變社會消費結構，共同促進社會文明與進步，成為城市轉型發展新的增長極。
二、教育服務職責擔當需要高校自身尋求變革
創業型大學的涌現與典型。20世紀七、八十年代以來，隨著歐美亞各國以不同方式、程度進行的高教管理體系調整（撤并），大多數高校或因外部壓力，或因自身卓越需求，尋找新的發展方式。美國學者伯頓克拉克將成功實現了組織轉型、具有持續變革能力的高校稱之為“創業型大學”。在美國，擁有創業型大學品質的不僅有斯坦福大學、麻浙江省理工學院等世界聞名的研究型高校，還包括許多并不知名的州立大學、公立學院，他們往往會和當地政府、企業聯合起來，與其他地區進行有效競爭。市場競爭機制與社會慈善相結合的美國高等教育體制造就了一批世界名校。例如，斯坦福從一開始就有雄心壯志--“一所最終將登上具有西方常青藤聯合會地位的大學”，但半個多世紀以來默默無聞，“土地富裕、金錢貧困”，面臨被迫降級的發展窘境；斯坦福的轉折點在于利用其豐富的土地資源辦成一個推動科技創業的產業園區，并且“只租賃給可能對斯坦福有利的技術公司”；不僅逐年得到“地租”，還能夠在將來可能大量盈利的公司中占據公平合理的位置。“不可遏制的雄心壯志”驅使著斯坦福不僅是創始硅谷的大學，還是構筑內部組織能力，對已獲得財富在學術上進行資本化的大學，并有資格擔當全世界首要的創業型大學。
以特色高校行動解公眾顧慮。全球高教規模不斷擴張，高等教育理念、管理、入學選拔方式等系列質變引發關于高校職責、高教質量的辯論一直沒有停歇。中國正處于高教大眾化初期，社會各界對大力發展高等教育還存在不同程度的顧慮。比如，多辦幾所高校固然是好事，但政府有沒有資源辦這么多所高校？根據我國目前的高校管理體制，即使審批通過，這些高校能不能生存發展下去？大辦高校會不會影響到政府對其他公共服務品的建設投入？這些全國性的顧慮，一方面是多數人仍習慣于用精英教育階段的思維方式來審視、判斷，另一方面是部分高校封閉辦學、同質化嚴重、未能真正培養應用人才，讓社會公眾對高校服務社會職能產生質疑。解決問題的關鍵在于高校主體的自覺行動。研究性大學、應用性本科、高職院校以及各種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都需要構筑新形勢下的高校創業意志，加強組織轉型與持續變革能力建設，提高高教社會服務能力，以差異化辦學建成特色高校。
高職社會服務能力的提升與拓展。傳承創造知識以推動社會文明進步的使命感，是高校具有持久生命活力的前提；善于自我批判并注重自身體制機制改革，是高校履行社會服務職責的關鍵；主動與產業界、政府建立良好合作關系，是高校提高質量、形成特色的基礎。作為我國高等教育大眾化進程中生力軍的高職院校，在遵循職業教育規律深入推進產教結合、校企合作的同時，應當增強應用技術與文化創新等軟實力建設，從“跟著企業走”轉向“引領企業走”，增強高職服務區域經濟轉型升級的能力。例如，浙江工貿職業技術學院通過創辦浙江創意園、溫州市知識產權服務園、浙江省級服務外包示范園、浙江省級工業設計基地等科技應用、創意設計等生產性服務園區，將教育服務理念貫穿于人才培養、社會服務與高校自身體制機制改革，實現邏輯一體。
三、試行多元化高教資助模式推進高校變革
縱覽世界高教史，不同區域、類型、規模的高校治理結構和運行模式各具特色。例如，美國聯邦政府在支持教育但又缺乏資金的背景下，通過贈地資助、贈地學院撥款資助兩大方式實現了高等教育與職業教育相結合，率先實現高教大眾、普及化的同時，并在生源、師資、課程等方面成為高教國際化的新標桿。再如，根據臺灣教育主管部門的最新統計，臺灣目前共有高校163所，在校生約135萬人，其中私立高校109所，私立高校學生占比67.7％，臺灣高等教育毛入學率在90%以上，私立高校功不可沒。
溫州高教系統創新，需要在借鑒其他國家和地區成功經驗基礎上，結合溫州城市轉型特點進行再創造。“商行天下”彰顯溫州人創業本色，“金融體改”規范民間融資渠道，“圍海造地”拓展溫州發展空間。溫州市政府已出臺民辦教育改革綜合試點“1＋
增加高教機構，擴張高教規模，拓展高教類型，推動高教競爭機制以激發高校創業活力，強化高校社會服務職能以提升高教“適切性”，從而促使地方高校重視審視高等教育與整個社會、企業界、政府的關系，重新探討高校體制機制與治理結構問題，探索適應溫州轉型發展和知識經濟時代的高教創新發展新模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溫州高教系統、高等院校均大有可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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