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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標題：給中央領導寫的信，是怎么進中南海的

　　一位工作人員提著一袋信件走出中南海郵局大門。

　　今年“五四”前夕，國家主席習近平給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2009級本科團支部全體同學回信。在過去幾年，習近平不止一次通過回信的方式與普通群眾和基層干部互動，收到回信的有農民工子弟、地震災區(qū)的小學生，還有身患疾病的鄉(xiāng)鎮(zhèn)黨委書記……

　　群眾來信是怎么送到國家領導人手里的？中南海里的信，又是怎么寄出來的呢？

　　與中國政治最核心地帶中南海僅一墻之隔，一個灰白色調裝飾的郵局安靜地佇立在府右街乙27號。

　　府右街上，行人們的視線很容易被中南海門口的警衛(wèi)崗樓和站崗式武警所吸引，極少有人注意這家距離中南海西門不足百米的郵局。充滿古舊味的辦公室，營業(yè)廳墻上懸掛著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標準照，宮廷樣式的照明燈讓這家郵局與中國郵政遍布全國的營業(yè)網(wǎng)點風格迥異。

　　從簡單的送信送報到儲蓄匯款，從只為中央領導服務到面向社會大眾開放，如今的中南海郵政局看上去已經和其他普通郵局沒有太多差別了。但是眾多寄往中南海的信件都匯集到這里，作為溝通普通百姓與中央領導的一個驛站，中南海郵局仍然在書寫著傳奇。

　　“中央收發(fā)室”走下神壇

　　“中央領導的信函只能通過這里投遞。”中南海郵政支局黨支部書記王磊強調他所服務郵局的特殊性：“中南海支局仍然是為中南海提供投遞服務的唯一單位。”除此之外，郵局也為中南海內工作人員提供一系列個性化的服務，比如中南海內部警衛(wèi)員每年換崗離開時，這家郵局被指派協(xié)助打包、運輸行李。

　　據(jù)王磊介紹，自1997年面向公眾開放后，中南海郵政局一半的業(yè)務量都來自社會公眾服務。

　　開放的過程并不容易。

　　上世紀60年代，出于安全考慮，中南海內的一些機構和住戶開始往外遷。小賣部、銀行，甚至國務院的一些部門都逐步遷出紅墻。郵局遷出的問題，被提上了討論議程。時任中南海郵局負責人的李振才感覺到，隨著中南海機關變少，郵局的業(yè)務將會大量減少，似乎也沒有存在的必要了。于是，他主動提了一個方案：如果組織需要，郵政局也搬出中南海。

　　談到離開紅墻，這位年近八旬的老人流露出眷戀的神色。他在中南海工作生活的那11年，是他人生中最開心、最自豪的時期。

　　上世紀60年代末，中南海郵局搬出紅墻，不再歸北京市郵政局直管，而由北京市郵政局西區(qū)郵局接管。作為老員工，尚元清對遷址沒有特別的感覺——“郵局依然不掛牌，不對外營業(yè)，不和附近居民打交道，職員們吃飯、洗澡、參加文體活動，都在中南海里面進行……服務業(yè)務也照舊專為中央服務。上級指示：只是辦公地點變，其他的關系都不變。”

　　中南海郵局只服務中央黨政機關的狀態(tài)止于1997年。那年，北京西區(qū)郵局決定，將這家特殊郵局的服務對象從中南海里擴展到普通公眾。經過全面裝修后，郵局所在的四合院恢復了古色古香的樣貌，“中南海郵政支局”的銘牌總算被掛了出來。在府右街關門閉戶近30年的中南海郵局突然一躍出現(xiàn)在公眾視線之中。

　　“郵政局門口的這塊銘牌很有意義。”王磊說，這是中南海郵局第一次明確地告訴外界，自己姓甚名誰，“首長和群眾都是我們的顧客”。為此，郵局工作人員的人數(shù)一下多了一倍。

　　郵遞員上崗前要經嚴格政審

　　“三四點起床、摸黑趕去20公里外的人民日報社取報紙，然后再到冶河郵電局交接郵件，十點鐘前后返回郵局。”中南海郵局的元老級交通員付江海回憶，他的“公車”——一輛自行車，每天都堆滿了報紙和信件。單是《人民日報》就有200份，未經折疊就被分為四卷卷起，整個報卷有半米多長。老鄉(xiāng)見到他常打趣：“嗬，比小驢子馱的還多呢。”

　　講中南海郵局的歷史，要追溯到1948年，那時專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和首長們服務的郵政局叫“山河郵局”。一般而言，郵戳都是地名，但當時晉察冀邊區(qū)歷史上并沒有叫“山河”的地方。之所以用這個名字，其實是為了保密，山河郵局分別取的是平山的“山”，和流經平山縣的滹沱河的“河”。

　　1950年，黨中央機關進京，這家郵政局一路跟隨著毛澤東等領導人來到香山臨時駐地，而后搬入了中南海，成了中國最神秘的郵政局。

　　李振才在那兒工作了11年，他記得郵政局入駐中南海后被設置在西營業(yè)處，距離西花廳不足百米。“在這個郵局工作的員工都是郵政系統(tǒng)的業(yè)務骨干，每位郵遞員上崗前都必須經歷嚴格政審和保密培訓。”

　　郵局自1959年2月開始在中南海營業(yè)，在相當長的時間里都屬于中南海的內設局。從各地寄給黨中央、政府和國家領導人的信件、郵包和報紙雜志最終都會被發(fā)送到這里，蓋上“中南海”的落地郵戳，才能被投遞到各中央、國家機關和中央領導的家庭郵箱。

　　郵局的老人們回憶，在紅墻內辦公時見到中央領導是常有的事。老員工尚元清記得，當時周恩來住的西花廳就在郵局辦公室附近，他和****時常來郵局和李振才等人聊天。

　　當然，中南海郵政局也有自己的“家規(guī)”。尚元清回憶，第一“規(guī)”是，在中南海里騎自行車投遞時，看見首長必須下車，在路上看見首長散步或開會回來，不要主動和首長講話。“看見毛主席要避讓”。

　　李振才說：“當時普通郵局每天遞送3次，郵遞員都必須身著郵政系統(tǒng)定制的統(tǒng)一制服。但中南海里的郵局，按照首長們的工作作息，每日早晨八點、下午三點投遞兩次，郵遞員不用穿制服，大家都喜歡穿與中南海工作人員風格一致的軍大衣上班。”

　　讓李振才自豪的還有，投遞員擁有中南海最高級別的通行證，哪里都能去，通行范圍比很多領導人都要大。

　　中南海里的郵件誰來轉

　　如果你貼上80分郵票，寫上“中南海”里領導人的名字，信首先會到達中南海郵局。在中南海郵局后邊那所小四合院里，幾株石榴樹、海棠樹生機勃勃，工作人員則時常圍著一大摞碼放整齊的郵件忙活。這些都是中南海里的郵件。行政和警衛(wèi)人員有時會自己到前臺交寄一些零星的信件。大宗郵件都是由郵政專車定期到中南海里去拉，并于當天全部發(fā)出。對于一些小批量的重要郵件，會通過專門的渠道和最高規(guī)格的服務，來確保萬無一失。

　　中南海郵政支局支部書記王磊解釋道，“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郵政局首先會按照來信者身份是機構還是個人粗略對郵件進行分揀。機構公函一般直接投遞給相應對口單位，而個人來信則根據(jù)收信人身份區(qū)分送至國務院和中央辦公廳的兩個信訪室登記處理。”這兩個信訪室于2000年升級為國家信訪局。

　　在國家信訪局辦公大樓的四樓，有間“信件分揀室”，十幾平方米的屋內，放著幾麻袋已經消過毒的信件。分揀員從麻袋中拿起一摞信件，在桌子上順幾下，放到拆信機上，拆封后再放到各省的信件格子里，幾位年輕的分揀員一干就是一上午。這些經過初次分揀的信件再匯集到另一間辦公室，按照涉法涉訴、城鄉(xiāng)建設、農業(yè)農村、勞動社保、組織人事等幾個方面，再次進行分類調度。分好后，其他業(yè)務處就可以將屬于自己職責范圍內的信件取走，按照相關規(guī)定認真及時處理。

　　最終，一些信件可能到達相關領導的秘書處，再遞給中央領導。據(jù)中共中央辦公廳秘書局主管的《秘書工作》雜志記載，曾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田家英會篩選出重要的群眾來信，供毛澤東批閱，其余由他代為回復。但即便是毛澤東自己手寫的回信，田家英也會重新謄抄一遍再發(fā)出，把原稿留下。

　　“人民包裹”包羅萬象

　　作為廟堂與江湖的連接點，中南海郵局的工作對寫信者而言意義重大。尚元清說起一封1959年6月的人民來信。當時，這封署名為“吉林省長春市朝陽區(qū)北安路小學四年級二班****”的信件同眾多群眾來信一起被投送到了中南海信訪處。

　　幾十年后，已是著名演員、主持人的****說出了這封來信故事的后半部分。當年作為小學調皮搗蛋的壞典型，****被周圍的同學孤立了。為了排解內心的孤獨和無助感，他決定給毛主席寫信，并隨信附上了兩張自己畫的水彩畫。

　　十幾天后，****突然被叫到校長辦公室。他拿到了一個信封——里面有毛主席親筆簽名的標準照和回信。

　　回憶這段奇特的經歷，****說：“忽然，我在人們眼中的印象一下子變了，各種贊揚聲不絕于耳，然后我成了一個好班長、一個兩道杠的少先隊中隊長……這封信改變了我的一生。”

　　一封寫著“中共中央大胡子首長收”的來信也讓李振才印象深刻。雖然周恩來總理在民間被稱為“大胡子”，但分揀時，這封信是否應該交給國務院工作人員仍使他非常糾結。

　　“本著最大程度傳達民意的想法，我遞送了這封‘怪信’。”李振才說，幾天后，有人告訴他，那封“大胡子”來信幫助周恩來找回了長征途中失散幾十年的老友。

　　上世紀60年代，很多群眾喜歡寫信向黨中央報喜。“分揀來信時，發(fā)現(xiàn)大家都喜歡用紅色信封，一看就是報喜信，那時每次分揀來信都是滿眼紅彤彤的一片。”

　　除了寄給領導人或國家機關反映問題、報喜的信函外，很多群眾還會向中南海郵寄各種包裹。李振才工作的11年間見過各式各樣的“人民包裹”，從芒果、獼猴桃等時令水果，到群眾自己制作或者精心挑選的衣物、書籍，包羅萬象。

　　這些信件、郵包，經過粗略分揀后，機構公函會投遞到相應對口單位，個人信件則送到信訪局。“只要有收件人寫明寄給領導人，我們也都會投遞給信訪部門。”

　　（綜合自：《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看天下》、北大官網(wǎng)）